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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歌使人心不死

时间:2014-07-27 来源:阅来网

  叶嘉莹,号迦陵。1924年出生于北京,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,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,1993年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。
 
 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,且不说诗词创作、理论研究,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,教了70年书的她,培养出无数人才,如今90岁高龄仍站在讲台之上,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。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赞叶嘉莹讲解诗词“阐说精妙,启发无穷”;学生们说“老师不但写诗是天才,讲诗也是天才”;更有人无限仰慕地说:“她站在那里,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。”
 
  “新知识、旧道德”的启蒙教育
 
  台湾诗人痖弦形容叶嘉莹“意暖而神寒”,是“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”。这种气质的形成,和叶嘉莹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。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,本姓叶赫那拉,祖上是蒙古裔的满族人。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“新知识、旧道德”的家庭教育,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,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。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,甚少与外界接触。封闭的庭院,在她眼里却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,窗前的修竹、阶下的菊花,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咏的对象,也让她自小养成了内向文静、幽微深远的性格。
 
  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,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《论语》。当她读到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,幼小的心灵极受震撼:“道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,为了它竟可以舍弃生命?对于圣贤之书,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,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。“现在的年轻人只是‘入乎耳,出乎口’,那是不行的,圣贤的语言在你身体里根本没发生任何作用。‘入乎耳,著乎心,布乎四体,形乎动静’,那才是对的。”叶嘉莹对记者说。
 
  圣贤之书让她相信,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“灵”的东西存在,当人生困厄降临时,便多了应对的力量。读初中二年级时,北京被日本人占领,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,只能吃一种混合面。“酸酸臭臭的,又干又粗糙的渣滓,老舍《四世同堂》里,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。”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,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。
 
  1941年,叶嘉莹才17岁,父亲远在后方,失去音讯,母亲忧思成疾去世,身为家中长女,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。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,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,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。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,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、研究的道路。
 
 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,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。叶嘉莹至今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。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“别有开发,能自建树”。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,叶嘉莹保存至今。读书时,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,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,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妥善保存。后来,她把笔记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,并一起整理成书。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。
 
  风雨逼人一世来
 
  叶嘉莹曾说,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,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。“让念书,也就念了。毕业后让教中学,也就教了。一位老师欣赏我,把他弟弟介绍给我,后来也就结了婚。”
 
  刚开始教书时,生活清苦。冬天,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,外面穿一件布做的长衫。因为骑车,天长日久,衣服的后面磨破了,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。“只要我讲课讲得好,学生对我一样尊敬。”她有这种信念,因为她记得《论语》中说过:“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。”“士”之所以与众不同,是因为“无恒产而有恒心”,即便一无所有,内心仍保有高洁的品德和操守。
 
 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,婚后不久,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,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。颠沛流离中,她写下这样的诗句:“转蓬辞故土,离乱断乡根。”个人命运在大时代面前被彻底改写,她从此背井离乡。
 
  1949年年末,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,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,丈夫因被怀疑是“匪谍”而被抓。不久后,叶嘉莹任教的中学,从校长到老师都被认为有思想问题,全部被审查。叶嘉莹没了工作,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。夜里,在主人家的走廊上铺个地铺;中午,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人午休,叶嘉莹不得不出门,在烈日之下抱着女儿在树荫底下徘徊。
 
  3年后丈夫出狱,性情却大变,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,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。本来,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,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。她经常噩梦连连,近乎窒息,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。在绝望中,她只有“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,才有勇气生存下来”。
 
  后来,经师友介绍,叶嘉莹到淡江、辅仁、台大3所大学任教。生下小女儿后,她没能好好休养,身体不堪重负,又染上哮喘,每天下课回家,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,身体似已被掏空。她想起了王国维《水龙吟》中的句子“开时不与人看,如何一霎蒙蒙坠”,不免自伤。
 
  后来,王安石的一首诗,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。她记得诗是这样写的:“风吹瓦堕屋,正打破我头。瓦亦自破碎,匪独我血流。众生造众业,各有一机抽,世莫嗔此瓦,此瓦不自由。”后来她发现,自己的记诵与原诗并不完全相合,但她默默要求自己:不要怨天尤人,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,也要宽容忍让。而这一忍,就是一辈子。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,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,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。她的小女儿说,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。
 
  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
 
  由于出色的教学成就,叶嘉莹的名声散播开来,她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职位。1966年,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,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,在温哥华定居下来。
 
  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,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,另一方面,她有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。她对学生说:“诗歌是有生命的,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,我的文法、发音或许不够准确,但我讲一首诗,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。”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,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。

  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,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,不料却再生变故。1976年,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,双双亡故。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,把自己关在家里,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。在这期间,她写下了10首《哭女诗》。
 
 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,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。1977年,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。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《唐诗三百首》,她觉得,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,但诗歌的灵魂未死。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,决心回国。
 
  从1979年开始,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,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。当时“文革”刚结束,传统文化断层严重,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,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“兴发感动”,并旁征博引,令学生们激动万分。
 
  课堂上反响热烈,连叶嘉莹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。“白昼谈诗夜讲词,诸生与我共成痴。”经原辅仁大学外文系教师李霁野介绍,她来到南开大学,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。到了快退休的年纪,叶嘉莹却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,她想起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:“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,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。”重新焕发的热情,让她抛却了“小我”的狭隘和无常。
 
  诗歌使人心不死
 
  叶嘉莹写过:“书生报国成何计,难忘诗骚李杜魂。”对她来说,“报国”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。讲课时,不管学生是初中生还是研究者,她一定尽己所能,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。对她来说,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的事,更是“对不对得起杜甫、辛弃疾”的事情。
 
  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教书,叶嘉莹的好多学生现在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。今年她90岁生日时,有学生打电话给她,说很抱歉,老师的寿辰来不了了,因为已经不能走路了。叶嘉莹用自己澎湃的热情,深深感染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。台湾作家陈映真曾经回忆:“叶教授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、条理清晰的讲解,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,忘我地随着她在中国古典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,到处惊叹艺术和文学之美。”
 
 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:“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,我也很爱听,可这对我们的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?”她这样回答:“你听了我的课,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,也不会加工资。可是,‘哀莫大于心死,而身死次之’。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智慧、品格、襟抱和修养。诵读古典诗词,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。”
 
  2013年之前,叶嘉莹几乎每年都要在北美和中国之间来回奔波,不过,南开大学已然成为她从事古典诗词研究和推广的重要基地。早在11年前,叶嘉莹就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。不久前,有热爱中国诗词的友人听说她今后将定居南开,决定捐资,与南开合作为她兴建了一栋集科研、办公、教学、生活于一体的小楼,定名为“迦陵学舍”。
 
  如今,叶嘉莹正在从事一项浩繁的工程。“我教书70年,历年的讲课、讲演的录音,有2000小时以上。”她指指家里摞着的一个个行李箱,“这些都是我带回来的历年的讲课录音和录像。”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。她的著作文白相杂,理论性强,而讲课时深入浅出,整理出来更利于向读者普及。
 
 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。在她看来,“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,如果让这有限的生命之火为点燃其他木柴而继续燃烧,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,所以古人常说‘薪尽火传’。有人曾劝我,年纪慢慢大了,该多写点书,少教些课。这话也有道理,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。如果到了那么一天,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……”
 
 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,是找到意义和价值。这难题,她早已解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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